说到《国画》这样的官场小说，总有人说它们反映的都是”老掉牙的官场文化”，这话倒让我想起去年在美术馆看到的一场现代水墨展。那些年轻艺术家把传统山水拆解得七零八落，却又在碎片里藏进了外卖小哥、直播网红这些当代符号。你看，同样是”国画”，表现形式可以如此不同。
但问题来了：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官场文化就该一成不变？1999年《国画》里描写的”研究研究””意思意思”，如今在基层单位依然耳熟能详。上周我朋友去办营业执照，工作人员那句”这事得走流程”的说辞，简直和小说里二十年前的台词一模一样。这种文化基因的顽固性，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。
当官场文化遇上Z世代
有个在街道办工作的95后跟我说，他们单位新来的大学生都在用飞书文档写汇报材料，结果被领导要求必须改成红头文件格式。你看，数字原住民带着效率工具闯进官场，就像拿着智能手机穿越回电报时代——技术可以更新换代，但某些规则似乎永远停留在宣纸上的墨色里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去年某地政务服务中心搞的”只说Yes不说No”改革倒是让我眼前一亮。他们把那些弯弯绕绕的”官话”直接翻译成办事指南，群众满意度三个月涨了40%。这证明老套的官场文化不是不能改，关键看有没有打破惯性的勇气。
文化基因的变与不变
仔细想想，《国画》里揭示的某些规则之所以能延续至今，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确实”好用”。就像围棋虽然诞生于春秋战国，但AlphaGo还是要遵守基本规则下棋。问题不在于规则本身古老与否，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规则当成了目的。
去年某高校做过一个有趣的研究：他们分析了近十年286份官员讲话稿，发现”高度重视””狠抓落实”这些《国画》时代的套路用语出现频率反而上升了12%。这提示我们，当新技术遇上旧文化，有时候不是文化被改变，而是新技术被文化驯化了。
所以下次有人说官场文化老掉牙时，或许我们该问的不是”为什么还这样”，而是”怎样才能不一样”。毕竟，连故宫文创都能把朝珠做成耳机，官场文化凭什么就不能有新的打开方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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