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来奇怪，我最近重读了几本当代文学经典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母亲形象在这些作品里总是若隐若现？相比那些被反复书写的沉默父亲，母亲们似乎成了”被省略的叙事”。这让我想起张爱玲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，那个被黄金枷锁困住的母亲，她的疯狂与扭曲恰恰折射出传统社会对母亲角色的残酷期待。
母亲的”不可见”与”过度可见”
在文学作品中，母亲形象往往陷入两个极端：要么完全隐形，要么被过度符号化。就像《活着》里的家珍，她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，却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痛苦。而《妻妾成群》里那些争风吃醋的女性，则被简化为生育工具和欲望符号。这种两极化的呈现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母亲角色的认知困境。
我最近看了一份文学研究数据，在近十年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中，以父亲为叙事核心的作品占比高达63%，而真正聚焦母亲视角的不到20%。这个数字差距让我不禁想问：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否也在无意识中延续着某种性别叙事的不平衡？
被遮蔽的母性叙事
其实细究起来，母亲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。王安忆在《长恨歌》里塑造的王琦瑶，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。她既是母亲，又超越了传统母亲的形象桎梏。这种复杂而立体的女性书写，或许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母亲角色的新视角。
记得去年读过一本名为《秋园》的传记，作者杨本芬以80岁高龄书写自己母亲的生平。那个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女性形象，比任何虚构都更打动人心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或许我们缺少的不是母亲题材的作品，而是对平凡母亲真实生命的尊重与关注。
文学创作中的这种”母职空缺”现象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认知的滞后。当我们在讨论”父亲该怎么做”时，是否也应该问问”母亲可以怎么做”？毕竟，一个健康的家庭叙事，需要父亲和母亲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见。
或许，当我们能够坦然书写母亲的软弱与坚强、局限与伟大时，才能算真正读懂了”父亲母亲”这个完整的命题。这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课题，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家庭、理解性别、理解人性的深层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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